美国学者塞缪尔·亨廷顿曾指出：“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。”这一判断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常可找到实证。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投票过程中，非洲国家的投票倾向与其语言分布之间呈现的显著相关性，便为这一观点提供了颇具深意的案例。
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就“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”进行表决时，最终以68.5%的支持率获得通过，达到联合国大会对重大问题须三分之二多数同意的规定，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成功重返联合国。对此，毛泽东主席表示：“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。”
但近年来，有声音以非洲的15张反对票为据质疑这一表述，甚至引申出偏颇乃至反动的结论。然而细究非洲国家的投票情况，可清晰看到语言背景带来的区隔：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投下赞成票，而在15个投反对票的非洲国家中，近三分之二为法语国家。实际上，除开不属于第三世界的南非，以及在外交上依附南非的马拉维、莱索托、斯威士兰之外，其余投反对票的国家——包括中非、乍得、达荷美（今贝宁）、加蓬、科特迪瓦、马达加斯加、尼日尔、上沃尔特（今布基纳法索）、刚果（金）——共计9国，超过80%的反对票都来自法语非洲国家。另外两张反对票则来自美国前殖民地利比里亚，以及在外交上以“奇葩”闻名的冈比亚。
这些法语非洲国家在独立后，仍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关键领域深度依赖法国，构成法国影响力的传统范围。语言在此远不仅是沟通工具，更是殖民时期权力结构的延续与帝国影响力的传导渠道。殖民语言通常在独立后依然主导着前殖民地的教育、行政与精英交流，使原宗主国得以在意识形态与政策层面保持渗透。大量法语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投票中表现出的立场一致性，正是其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政治忠诚与经济依附的外在体现。即便在去殖民化之后，语言依然如同权力网络的毛细血管，持续输送着观念、利益与立场。
法国借助法语这一文化纽带，系统性地维持着其在非洲的“特殊利益区”。法语非洲国家在政治精英培养、经济援助、军事合作等方面依然深度依赖法国，这种依赖自然也延伸至国际事务的立场协调。在冷战格局下，法国作为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，一方面自行投下赞成票，以显示其独立于美国、推行“战略自主”的大国形象；另一方面则通过其影响力，使多数尚未能完全自主的法语非洲国家投出反对票，以此打出“保守牌”，表明其在意识形态上对共产主义的根本立场。语言共同体在此实质上是政治影响力的辐射圈。
这一案例极好地体现了语言地理与政治地理之间的高度关联。全球权力分配不仅显现于军事部署或经济条约之中，也潜藏于那些看似中立的语言版图内。各国在国际场合表达立场时，其声音往往仍在不同程度上受昔日的权力中心所牵动。中国重返联合国时非洲国家的投票情况所显示出的语言区隔，印证了亨廷顿的观点：语言的分布范围常常是权力覆盖的范围，语言的分界线，往往也成为影响力的边界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