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一开学那天，我和一众新同学坐在教室里，看着从前门走进来的一位个头不高、年龄不小、气度不凡的老师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他就是“李伯伯”、“李教授”、“全三中最没素质的老师”，也不知道他和我之间将发生的诸多值得玩味的经历，更不知道今天我会如此虔诚地追忆和他相处的一切。然而有些事情无法预知，因此直到我和那座学校挥手作别，我才恍然察觉：
那是我整个高中最敞亮的岁月。
初次见到李老师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，是他颇具个性的说话口音和嗓音。他说话比较摇滚——对，就是摇滚，rock and roll的那个摇滚——这是我现在才想出来的，当时我没有很好的形容，只说他是“烟嗓”、“口音重”之类。李老师开学第一课也承认了，他说他的普通话不好。当时同学们私下都喜欢学他讲话，因为他讲话非常有“韵味”，从中又爆出过不少的梗。比如我最钟情那句“你再不要nè”，说的时候一定要用烟嗓，要不着调。“nè”就是“那”，可以指代一切东西，这是一个伟大发明。假如你想让一个人不要做一件事，或者不要有某种情绪，不管他要做什么或者有何种情绪，你都可以说“你再不要nè”，具有高度概括性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，“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，生动活泼的”，我看毛主席说得很对嘛！
李老师就用这种说话方式教让我很头疼又很喜爱的一门科目——数学。老实说，高中三年我并没有好好学习，数学也一样。那时候我的作业写得并不好，有时候甚至不交。而李老师又好像特别关照我似的，不管我交没交、写得好不好，他总要对我“指点一二”。每天上数学课前，我都要胆战心惊地坐在教室里，把课本摆得整整齐齐，心里预演着可以预见的风暴。上课铃响了，李老师迈着八字步走进教室，手里拿着该死的《导与练》，眉头紧皱。这时候我就要开始考虑我稍后的狡辩辞。李老师随即干净利落地大喝一声：
“付宇轩！”
我就要直挺挺地坐起来，眼神恳切地望着他，像朝鲜人见了金将军一样。
“你的昨夜（作业）写了没有啊？”他的眼镜框闪着寒光，语调流露出一百个不信任。
“写了！”我急忙点头答道。然后我低头望一眼桌上一丝不苟摆好的《导与练》，“昨夜”写是写了，可惜不是昨夜写的，是上节课刚抄的。我的这个行为多少是有点“nè”的。
“来！同桌检查一下！”李老师像陆军元帅一样大手一挥，仿佛胜券在握，嗓音里的重金属浓度严重超标。
我的大才女年级第一同桌便拿过我的《导与练》，翻开浏览起来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我抄得凌乱草率，但是她今天可能故意眼神不大好，跟李老师汇报道：“他写了！”
“噢——写了！”此言显然带有讽刺意味——反正还有下次，你小子等着。我在纸条上写下一篇长达十个字的感谢信，递给我的同桌，感激她包庇之恩。现在想来，大才女应该是高中期间少数对我始终不错的同学，可惜我的感谢纸短情也短。
过了这一关，这节课我又可以摸鱼了，而李老师才开始沉浸在他的数学世界中。他的讲课内容充实，数学逻辑清晰精要，与同学们互动频繁高效，将数学真正在小小的课堂上变活。那些志在考985、211的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、深受启发，他们潇洒飘逸的笔记写满了青春的狂放，面红耳赤的争论道尽了学识的深邃。而我和他们不同，我只能在热烈氛围的边角落寞地感时伤怀，为我乱糟糟的高中生活打上一个又一个缺乏底气的QED。
在课堂上抓不住我，在别的地方李老师总有他的办法。学校每周安排一次数学周测，专门用来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。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，“昨夜”抄得再好，周测做不出来，不就原形毕露了嘛！这我可比较慌，只好痛定思痛，认真复习一周。上了周测考场，一通胡诌。本想着这次又得挨一番“指点”，没想到撞了狗屎运，考到了全班第二十名。这下你老李没话说了吧！于是上课铃响了，我翘着二郎腿，可谓扬眉吐气。李老师走进来，手里拿着周测卷，大喝一声：
“付宇轩！”
我吓得赶紧把腿放平，又对金将军行起注目礼来。
“你到底学着没呀？考逑上那么两分！”他的眼镜框闪着寒光，语调流露出一百个不信任。
我傻眼了——全班第二十，你还要我怎样？然而这次李伯伯恐怕不会善罢甘休，他像最终BOSS那样迈着八字步接近我，站在我身后。我吓得大气不敢出，随后不出所料，李伯伯厚实的大掌便慈祥地拍打在我的后脖颈上，一拍一顿地说道：
“就这么两个题！还做不对！丢死人了！……”
清脆的掌声回荡在教室中，犹如摇滚乐的鼓点；看不出来李老师原来颇具菲尔·柯林斯风骨。一曲终了，李老师意犹未尽地迈回讲台，留下我的后脖颈不太慈祥地隐隐作痛。
忳郁邑余侘傺兮，吾独穷困乎此时也！为啥呢？全班五十多个人，我考二十名很过分吗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我觉得李老师一定对我有意见，我甚至觉得自己将来绝对是个不凡人物，因为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”。这时高斯和洛必达登上了讲台，而我依然在热烈氛围的边角落寞地感时伤怀，今天还因为此事格外感伤。大才女传来一张长达三个字的慰问信：“没事吧？”她的纸虽短，但这份恰如其分的关切之情余味悠长，让我知道原来这些考985、211的同学中间也有不拿我当笑话看的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
就这样过了一节课。下课后，“菲尔·柯林斯”叫我去办公室见他。我以为他鼓打得不尽兴，要给我加一场encore。然而进了办公室，他抽着烟，又无奈又关爱地笑着告诉我，爸爸很关心我的学习，所以他才对我要求严，希望我争气一点。我看着他，随后低下了头。这就是我在家中扮演的角色呀，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所谓“聪明孩子”，总会有人来督促我演好这个附加给我的完美剧本，还说什么呢？只是感到什么“郁邑”呀，“侘傺”呀，“穷困”呀都消失了；而对于李老师及他的数学课，却增加了几分惭愧。
虽然有我这样不省心的学生，充当班里的不稳定因素，但李老师作为班主任，治班相当有一手。绥靖主义的班主任，对班里的什么事情都不过问，管理缺乏底气，不敢出手约束学生。极权主义的班主任，对班里的什么事情都要插一嘴，从来不考虑学生意见，喜欢小事化大。而李老师则摒弃了这两种主义的弊端，绵里藏针，把一个咋咋呼呼的理科班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而且莫不从服。因为李老师说话比较接地气和实际，又很有幽默感，从而使风气比较务实；不像一些学者摆架子，张口闭口大道理，一朝曝出丑闻就令人忍俊不禁，反而不能使人信服。
不过可惜之处在于，后来我离开了李老师的麾下，转到了文科班。起因是我觉得理科班学习压力太大，不太适合我这种纨绔子弟；而文科班看起来风花雪月，仿佛离那些激烈的竞争很远。然而文科班的同学和老师一点也不摇滚，再加上那时候我乱弹琴，我就在全校变成了过街老鼠。还是在儒雅氛围的边角落寞地感时伤怀，还是每天写着缺乏底气的QED，甚至还要承受人们的非议……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宇轩转班，每天写抑郁日记。当我步过隔壁李老师的班，我的青春故地，再度听到李老师的“烟嗓”，再度听到那些从前令我头疼的数学概念，再度想起他对我的“指点”，我只好偷偷地用余光瞟一眼讲台上潇洒的他，然后在落满灰尘的心底留下一个无奈的省略号。固然李老师的大掌总是慈祥地落在我的后脖颈上，固然我需要仰赖大才女帮我混过一次又一次突击检查，固然高斯和洛必达的学问跟我扯不上什么关系，固然理科班一些同学咋咋呼呼、吵吵闹闹，但是和文科班小人的算计、伪君子的嘴脸、学者的反动相比，活在那些看不懂的公式中是多么幸福呀！活在那种有问题哪怕用打骂和脏话解决，也不用尔虞我诈解决的环境中是多么痛快呀！只是若干年后我可能会面对自己并不那么闪亮的学历证书而悔恨，但是我至少不会因为高中的生活而遗憾。
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历史，为了认识自己，又需要学习自己的历史。而在我的高中史中，写着李老师和他所教的数学的那一章行笔草率，使我不忍卒读。我高中的历史写得一点也不好，我的高中历史学得也不怎么样。李老师会对我失望的，历史老师也会鄙视我的。难道逃避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吗？我多么想问问当年那个写下转班申请的自己！
就这样在夹缝中度过了高中的最后岁月，在运气使然的情况下，我最终在高考中考取了一个还不差的大学。我至今也不知道李老师怎么想，或许他认为我可以做得更好，或许他还觉得“付宇轩，不学嘛”，不管他怎么想，我都高兴有一位老师能真正地关注我的学习，而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。
高考结束后，学校为了奖励本次高考成绩突出的师生，举办了一次奖学金颁发仪式。我作为领奖学生中的一个，拿着受之有愧的奖学金，站在领奖台的后一排，前一排站着领奖的教师。定睛一看，我愣住了：前面穿着标志性蓝色衬衫、黑色西裤的个头不高的背影，正是李老师。他大概没有发现我在他身后吧，他或许甚至没有想过我有资格站在这个台上。我很想跟他打招呼，但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跟他说过话了，我甚至不怕他在这个台上像两年前那样给我来一场drum solo。然而有些事情可能是命运的安排，这时他突然无意地转过身来，一眼便看到了站在身后的我。
我瞠目结舌地望着他，甚至连呼吸都忘了。
他看着我没有说话，随后露出了一个满意的微笑。
我便挺起胸膛，献给他我三年中最骄傲的笑容。
